諸葛亮不但以“隆中對”聞名，而且為了實施這一戰(zhàn)略設想殫精竭慮。甫一出山，他就面臨著曹操進取荊州的強大壓力。諸葛亮在聯(lián)吳抗曹上做得極為漂亮，與周瑜、魯肅策劃了大破曹軍的赤壁之戰(zhàn)，為劉備取得了長江以南的荊州四郡。然而，此后諸葛亮與劉備之間的君臣關系，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樣言聽計從，親密無間。王夫之認為，劉備對諸葛亮的信任，比不上孫權對魯肅的信任。在劉備時期，有許多事情是諸葛亮當不了家的。從劉備進軍益州，一直到蜀漢兵敗猇亭，諸葛亮實際上所承擔的角色相當于楚漢相爭時的蕭何，戰(zhàn)略實施和變化是劉備說了算。所以，當劉備把經營重心放到益州時，直到永安托孤之前，“隆中對”的戰(zhàn)略實施已經出現(xiàn)了不易察覺的變化。以荊州為中心還是以益州為中心，是“隆中對”的關鍵，關系到優(yōu)先考慮進取還是優(yōu)先考慮自保的不同選擇。當劉備在實際行動中把重心移向益州后，固然可以看作是為興復漢室奠定根基，但同時也開始封閉進取天下的出擊通道。北魏崔浩曾指出，益州之地可偏安自保而不可進取天下，當劉備全力經營益州時，就已經同西漢初年割據(jù)南越的趙佗差不多了。荊州能否承受住來自曹操和孫權的雙重壓力，變成了“隆中對”戰(zhàn)略能否實施的關鍵。王夫之在《讀通鑒論》中指出，劉備在分荊得益后，已經忘記了復興漢室的大義，為獻帝發(fā)喪等舉措不過是“乘時以自王”。
　　另外，關于荊州與益州孰輕孰重，很多人看到“隆中對”之“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”一語，斷定這一戰(zhàn)略的主力所在是秦川。稍加辨析就可發(fā)現(xiàn)，以曹魏為作戰(zhàn)對象，荊州的“上將”才是主攻方向，關中只能是側翼呼應。正常情況下，“主公”也應當置于二線。
　　到劉禪時期，諸葛亮大權在手，這時他開始進行戰(zhàn)略調整。由于“關羽毀敗，秭歸蹉跌”，荊州已失，兵出宛洛已無可能，圖謀關中為唯一可行方向。蜀漢夷陵新敗，只能先取守勢。所以，諸葛亮重修蜀吳聯(lián)盟，安定后方，隨后以南征擴展實力，之后開始北伐，從隴右方向進取關中。然因誤用馬謖，敗于街亭，使這次最有可能獲勝的軍事行動鎩羽而歸。此時蜀漢的戰(zhàn)略，已經調整為以關中為主攻方向，走楚漢相爭時劉邦據(jù)關中以定天下的道路。與“隆中對”的最初設想不同的是，僅有益州，鼎足并不平衡，即便蜀漢取得關中，也只是增強了三足鼎立中最弱的一足，形成可以同曹魏抗爭的局勢。以攻為守，否則欲求三分而不可得。然而，數(shù)出祁山，勞師疲民。從戰(zhàn)略實施看，魏軍以靜制動，以逸待勞，蜀漢此時已經呈現(xiàn)出戰(zhàn)略劣勢。到孫權稱帝，諸葛亮作《絕盟好議》主張繼續(xù)聯(lián)吳，約定“中分天下”，盡管可以解釋為權變之舉，卻等于在事實上承認對漢室的僭越，“興復漢室”的使命已經放棄。到最后在五丈原分兵屯田，與民雜居，目的在于改變疲敝之勢，形成穩(wěn)定的對峙局面，直到他辭世。
　　后世評論諸葛亮，總有一種潛意識支配—假如諸葛亮活得更長久，“隆中對”的戰(zhàn)略意圖就可能實現(xiàn)。實際上，“興復漢室”的使命，誰也無法實現(xiàn)，諸葛亮也不例外。“隆中對”真正追求的，是三分天下的均勢。由于劉備的力量不足，所以“隆中對”要以道義號召和攻勢姿態(tài)，實現(xiàn)三分的力量均衡，在這一方面諸葛亮竭盡了全力。比較曹操的戰(zhàn)略和孫吳的戰(zhàn)略，前者充分利用了正統(tǒng)并更突出應變性，后者率先指出漢室不可復興而更突出實用性，唯有諸葛亮的戰(zhàn)略因道義高張而充滿了艱巨性。三個戰(zhàn)略都追求統(tǒng)一，都未能實現(xiàn)統(tǒng)一。在戰(zhàn)略意義上，三者都垂范后世而引來了眾多的效仿者。后代從中汲取的，往往既有曹操的權謀，又有孫權的務實，還有諸葛亮的睿智，而以諸葛亮的人格感召力最為世人稱道。
　　諸葛亮的治國思想
　　諸葛亮治蜀，有許多地方堪為后世楷模。歷代君臣，對諸葛亮的治蜀經驗多有總結。陳壽概括諸葛亮的治蜀績效道：“及備殂沒。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于是外連東吳，內平南越，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，至于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。”（《三國志·諸葛亮傳》）
　　諸葛亮的治國思想，集中反映在《便宜十六策》之中。關于《十六策》的真?zhèn)?，因陳壽編輯的文集沒有收錄，故學界有爭論。但即便是托名之作，也同諸葛亮的言行大體吻合，可反映出其治國思想的概貌。
　　在治國的架構上，諸葛亮采用漢代儒學的基本思路。“治國之政，其猶治家。治家者務立其本，本立則末正也。”所謂治國之本，就是按照天地之道建國立制。“萬物之事，非天不生，非地不長，非人不成。”天文歷法、郊祀時令，屬于“務天之本”；農業(yè)耕作、山林川澤，屬于“務地之本”；學校教育、禮樂制度，屬于“務人之本”（《便宜十六策·治國》，以下只注篇名）。在君臣之道上，諸葛亮強調道義與互信，并在互信的基礎上各盡其職。“君以施下為仁，臣以事上為義。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政不可以授臣。上下好禮，則民易使；上下和順，則君臣之道具矣。君以禮使臣，臣以忠事君。君謀其政，臣謀其事。”君臣之道，要按照三綱六紀展開。“君臣上下，以禮為本；父子上下，以恩為親；夫婦上下，以和為安。上不可以不正，下不可以不端。上枉下曲，上亂下逆。”“故設官職之全，序爵祿之位，陳璇璣之政，建臺輔之佐，私不亂公，邪不干正，此治國之道具矣。”（《君臣》）治亂的根本，在于“省官并職，去文就質”，以儉立國，防微杜漸。然后建章立制，有規(guī)有矩。“故治國者，圓不失規(guī)，方不失矩，本不失末，為政不失其道，萬事可成，其功可保。”（《治亂》）